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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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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

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随着目前经济发展高速发展的现状,环境污染问题正在逐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进步。自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2016年签订的《巴黎协定》,各国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在逐渐提高,同时也表现了世界面对气候变更决定采取举动的坚定信心,无论从政府、城市、地区还是到公民,每一份的努力都得以具体化。然而如何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前提下管制好环境污染依旧是各个国家需要探究和担心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在诸多研究中表明,我国经济迅猛上升的同时,环境资源也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加速发展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大大增加了废气、废水以及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对环境造成的压力难以言喻。这其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区域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区域之一,得天独厚的农业开发和突飞猛进的现代工业,让长江流域区域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据中心且不可动摇的地位,但由于长江上中下游三个地区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环境污染的有效程度也不尽相同,三个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也不甚清楚,这对于后期如何高效发展我国长江流域区域的经济,并处理好区域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举措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长江流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对于我国整体经济与环境的研究以及贯彻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具有十分必要的影响。

 

文献综述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简称环境 EKC 曲线。 EKC 曲线最早是被美国的 Grossman 和Krueger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他们认为某特定的环境污染指数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他们选取了城市二氧化碳浓度等部分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作为污染物指标,发现除PM10指标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单调递减之外,其余污染物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类似于反应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Kuznets曲线一样的倒“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状况会逐渐恶化,但当经济发展达到某一水平时,即达到临界点,之后的环境污染会逐步得到改善,环境问题和经济增长将会实现共赢。类似地,之后很多研究都表明,大多数情况下,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的确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Shafik(1994)的文章中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二氧化硫以及悬浮颗粒物排放量先增加后减少,饮水与卫生状况则一直处于改善阶段,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却并无明显的降低和改观。Xepapadeas(1995)等人表明大气中的SO2排放量与经济之间也存在相同的结论。Panayotou(1993)的文章中指出当一国的经济从农耕为主向工业转变时,环境污染程度将加深,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从重工业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时,环境污染将减少。但也有多数研究表明质疑EKC曲线的“同质”假设,如Akbostanci(2009)等就认为环境-经济是否符合EKC曲线的问题只有单一国家的研究才能提供答案。

近年来,我国也有诸多学者基于 EKC 理论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有基于对我国整体两者关系的研究,如孙菠(2016)的文章中指出我国近 20 年来总体上的环境状况与经济之间呈“倒 U 型”的曲线关系,具体到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时,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与全国的“倒 U 型”曲线关系一致,但西部地区却呈现“倒 N 型”关系。于峰、田晓林等人(2006)选取了我国 28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了不同的经济要素对我国环境影响的程度,并得出相应的重要结论与建议。包群、彭水军等人(2005)则利用我国 30 个省市的数据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关系进行探讨,他们发现就部分污染物而言,依然存在低经济收入但也跨过环境 EKC 曲线“倒 U 型”临界点的可能。同样地,也有学者对 EKC 曲线的“同质”假设提出了质疑,如张成、朱乾龙等人(2011)就利用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地区与不同污染物的选取会影响两者之间的曲线关系,且地区的现下经济发展程度也会给不同污染物带来内生性影响;此外,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对具体某地区环境与经济之间关系进行验证,如彭越、柏松、严平和马晴(2016)则利用成都市 2005 年至 2014 年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出成都市工业 SO2、工业 COD与人均 GDP 之间均呈“正 U 形”关系,工业粉尘排放量与人均 GDP 之间呈“倒 N 形”关系,均不符合“倒 U 形”特征,得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能仅依靠增长的经济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结论。另外,黎明和熊伟也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根据武汉市 1980 年至2014 年的数据表明,该市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且根据“N 型”库兹涅茨曲线来看,武汉市每 1%的人均 GDP 增量会伴随 0.57%的人均碳排放量增长。谭晶荣、温怀德(2010)通过计量方法对我国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江浙沪的经济与环境还未达到 EKC 曲线的拐点,但已经接近拐点;有的学者则选择引入新的变量来探究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刘渝琳、温怀德(2008)在他们的文章中就引入了对外贸易这一变量来探究经济增长效应与环境污染效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均对外贸易与环境质量之间也符合环境 EKC 曲线的“倒 U 型”曲线关系,并且对污染排放进行了估计;对于不同国家而言,周睿(2015)研究了 2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环境 EKC 曲线并进行了比较,得出“倒 U 型”曲线关系存在于不同的样本、模型设定形式以及不同的估计方法,但是环境污染随着经济的发展的先升后降趋势还是存在的。然而,由于现有的样本数据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许多有关 EKC 曲线假说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大,可能的原因存在地区范围不广泛且时间序列也不长,许多学者的研究大多是探究同一地区的经济-环境关系,进行的是纵向比较,而结论往往是通过不同地区间污染物之间的横向比较作出,这就使得支持 EKC 曲线假说的各类实证研究充满不确定性。并且,有些实证研究的结果虽然表明环境-经济之间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但不同研究计算的曲线峰值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则会使得很多反对假说的人质疑是否是这些研究者故意挑选了某一地区的某一时间段是符合且适合环境 EKC 曲线的“倒 U 型”理论,从而进行研究并得出相应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