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天一阁保存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天一阁收集当时人的文献著作，其中有非常多是极为宝贵的资料，这些材料的保存对《明实录》、《明史》等官修史书具有查漏补缺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在研究明史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能够使后来者深入发现明史研究中的新问题，对于开辟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也大有裨益。我们开展史学研究，充足的历史资料是首要前提，如果缺乏史料，我们将无从下手。明代的历史资料非常充足，但是它们却比较分散，如果我们不好好收集并进行整理的话，就很难看清楚事情的全貌。天一阁所收藏的明代文献可以补史之阙，纠史之误，证史之文，是研究明代史的最为直接的资料。明代人所写的奏议就是最好的例子，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尝言：“《明史》于诸臣奏议，凡切于当时利弊者多载之。”[ 赵翼：《陔馀丛考》，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第260页]但是由于史体的限制，《明史》的人物列传篇大部分都只摘录或概括了奏议的主要内容，一般不会抄录全文。然而天一阁内却收藏了大量的明人奏议，他们都是非常珍贵的一次文献，相较于《明史》人物列传篇所记载的奏议内容，天一阁内所收藏的明人奏议的内容就非常的完整，所记载的内容大大超出了正史以及实录所记载的内容。同时，天一阁收藏了大量的不为人们重视的科举录,其中很多都是海内外孤本。这些科举录不仅为我们研究明代的科举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同时当我们想撰写明代人物传记时，也可以参考这些科举录，他们是最真实、最原始的资料。 天一阁收藏了大量保贵的文献资料，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科研人员看到了天一阁的价值，开始从天一阁中搜寻有价值的史料，收集有关工农手工业、政治制度、科举沿革、人物传记等的资料。例如山西、安徽、湖北、浙江、河南等省地震局、国家地震局地质大队、兰州地震研究所等单位，从天一阁收藏的明代地方志发现其中辑录了大量历史地震资料；江苏农学院查阅了方志中有关畜牧文献；杭州大学教学系从方志记载的“桥梁”等类目中发掘出蕴藏在里面的数学史资料。 其二，天一阁的藏书特色引领着浙东的藏书风气。范钦与各代的大部分藏书家不同，他的藏书包括许多明朝实录、地方志、科举录、名人传记及碑帖等，在这之中有很多都是大部分藏书家所不屑于收藏的，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下邑陋志”。另外，浙东范氏的藏书楼自建立后，代代相传，由范氏家族共同管理，藏书久而不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周边的藏书家所效仿的对象，他们把天一阁作为范例，形成了独特的藏书风格和模式。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卢氏抱经楼。骆兆平在《书城琐记》中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宁波的藏书家卢址在《抱经楼碑记》中推崇说：‘吾乡之善聚书者，首称范氏天一阁。尝爱其取之精而藏之久，以余驽下，岂敢望其肩背’。卢氏抱经楼正是当时兴起的藏书家，其书楼建筑及家族管理模式都仿效天一阁。”[ 骆兆平：《书城琐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4页]在范氏天一阁的引领下，浙东的藏书家们形成了注重当代，重史求专的藏书特色，他们这种独特的藏书特色恰巧可以弥补其它一些收藏系统的缺陷，为后人研究明代及其之后的朝代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浙东的藏书家对于浙东地区的学术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们也影响着后来浙东学派学术的发展。 其三，天一阁推动了我国的传统学术研究。天一阁的藏书种类多样，内容丰富，促进了明清以来的我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发展。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同时也是文献记载的最早登上天一阁的外姓人。康熙十四年黄宗羲成为第一个登阁的外姓人登上天一阁。这揭开了了天一阁由藏书为主向藏用结合为主转变的序幕，在黄宗羲之后，有好多学者文人纷纷来拜访天一阁，比如明代的著名学者万斯同曾登阁阅书；清代名臣阮元，也是一位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他“数至阁中，翻所藏书”，并对天一阁藏书管理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 骆兆平：《书城琐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5页]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也曾三次造访天一阁；清代著名金石专家钱大昕也曾数次造访天一阁，还与范氏的后代一起编纂了《天一阁金石目录》；版本学家赵万里，也曾多次造访天一阁，查阅珍贵的历史文献，对于天一阁内所收藏的明代地方志以及铜活字印本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这些著名学者对天一阁的光顾，传播了天一阁的文献资料，大大提高了天一阁的知名度。同时，天一阁也为他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历史文献，进而促进了我国的传统学术研究的发展。 其四，天一阁加强了中外学术交流。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这使天一阁享誉海外，许多学者都会来造访天一阁，其中包括很多国际友人。有许多国际友人，他们不单单是听说、知道天一阁，他们还对天一阁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可以看出天一阁在国外也有一定地位。沈柏亮曾在他的文章中做过统计：“自1979年至1986年的八年间,共接待中外学者三千余人，接待海内外参观者五十二万人次。其中外国人七千八百二十八人次，他们来自五大洲五十二个国家。有外交官、专家、学者、企业家、工人、农民、学生、医生、教师、记者、图书馆工作者、律师、佛教徒等各界人士。”[ 沈柏亮：《略探天一阁藏书楼在中国图书馆史中的地位》，新疆社科论坛，2000(2:)70一71.] 国际友人对天一阁的研究很多，有些人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著作，供世人参考。比如日本的佐野舍一撰写了《世界图书馆年表》，该书于1977年由冈山理科大学出版，该书主要是根据时间线索，详细记录了天一阁的一些重大事件；再如德国的著名学者乌尔里希·施塔克曼通过《中国图书馆“天一阁”的历史》这本书，对天一阁的历程做了一个详实的记述。施塔克曼在书中对天一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觉得天一阁是当时众多私家藏书楼中的杰出的代表，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 国际友人对天一阁的研究，使得我国的历史文献资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天一阁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推动了中国国内的学术研究，同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天一阁的世界影响力，正在展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 其五， 天一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深远意义。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就曾说到：“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42页]余秋雨的这段话，道破了天一阁所应具有的文化意义。 明末至清初，范钦建立天一阁，过世后范氏家族开始共同管理天一阁，不断发展范钦所开创的藏书事业。到了康熙年间，范氏后人范廷愕等人就自豪地说：“吾族为雨东著姓，聚处西郊，烟火相望，不下千百家。”或许就是范氏家族拥有着共同的目标和理念，才使得范钦所开创的藏书事业经久不衰，代代相传。范氏子孙代代都坚守着藏书事业，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个家族的藏书事业就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之下，逐渐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事业。虽然天一阁的藏书有一些散佚了，但是范氏家族身上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仍然延续着、传承着。为了发扬、传承这种精神，浙江的小百花越剧团在2004年创作了以天一阁为背景的越剧《藏书之家》，主要讲述了范氏家族坚持不懈的继承着家族的藏书事业的藏书故事。越剧毕竟是文学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存在不少严重失实的地方，但是这部越剧突出展示了范氏子孙身上的藏书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藏书文化。 清乾隆时期，朝廷决定撰写《四库全书》，天一阁上供了大量图书，这个举措为《四库全书》的编写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发展。天一阁奉命上供了600多种藏书。其中95种藏书被编写进了《四库全书》，另外有381种藏书被编写进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在各个私家藏书楼上供的藏书中天一阁被编入《四库全书》 的藏书总数最多。天一阁进呈的藏书,为《四库全书》编写过程中的校勘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很多都是非常可靠的版本。反过来《四库全书》的编写也促进了天一阁的发展，原本天一阁由于管理制度严格，将人拒之门外，导致天一阁的藏书利用效率极其低下，通过《四库全书》，使天一阁藏书的作用得到了巨大的发挥，使天一阁的藏书精华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阅读利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