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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勒法国大革命史观的影响[文献格式网页]

资料分类文献格式网页 责任编辑:论文小助手更新时间: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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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批判君主专制中的等级制度和团体主义,因为它们是特权体系孕育的土壤。但傅勒不赞同革命者的观点,他认为革命者们没有认识到特权体系对人民的有益之处。君主专制是以等级制度和团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而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加入某种行会、居住在一座享有自由地位的城市或成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都有助于他们保护个人自由、利益。傅勒在书中提到:“特权,指的是社会集团相对于中央政权而拥有的不受时效约束的法权;譬如一座城市的自由地位、某个行会增补新会员的规则、这个或那个共同体享受的免税待遇”[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62页。];“17世纪上半叶,人头税增长极快,贵族、僧侣以及许多城市多多少少都获减免这项直接税收。”[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63页。]当人民加入宗教、迁入某个城市或依附于大贵族时,便可以享有其中的部分特权,这也就减轻君主对普通人民的剥削。所以傅勒认为等级制度和团体主义的存在有其有益之处,对普通民众对抗君主专制的剥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那时的人民牢牢地依附在教会、贵族等特权阶级上,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的:“假如农民没有土地,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会无动于衷……如果他们替别人经营,那么经营中的种种盘剥与他有何相干?”,[ (法)托克维尔 著,冯棠 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72页。]所以人民对旧制度的反抗较少,从而也限制了革命的萌芽。

但是问题开始出现在专制君主加强其权威的过程中。在17、18世纪,中央政权摧毁了这些传统的等级制度、团体主义和贵族堡垒。在书中写到:“(路易十四组建的‘旧制度’)它三令五申责成贵族改良,将假贵族逐出贵族等级,逼他们重新纳税……而在路易十四治下,法国贵族由于丧失了其职能乃至原则”[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64页。],贵族原本有着维护公共秩序、主持公正等职能,可当贵族不在负责这些时,人民对贵族特权的容忍度大大缩小,并且开始反抗封建贵族。而到l8世纪80年代,贵族失去了原有的权利和地位,享有特权的教会也开始受到王权的限制,“(18世纪的法国君主制)它有更多的钱财和精力来打理一些重大事务,诸如现代性、城市规划……振兴教育。总督权责也全面到位了,不仅压制了传统权威,而且一手遮天管了一切……至少在俗权方面,总督几乎剥夺了僧侣和贵族在地方上的所有官职编制权”[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65页。],这些措施使得贵族、僧侣和人民在王权专制之下都是同样的地位。贵族和僧侣在王权之下享有的特权被夺走了,依附在特权下的人民也就自然离开了,从而封建制度的种种盘剥也就直接作用于人民身上,人们对封建制度的仇恨就更深了,人们对封建专制的反抗也就更加剧烈了,最终导致革命的爆发。所以傅勒认为,“18世纪的君主制国家远不是反动的或被私利束缚住的国家体制,而是变革乃至普遍进步的伟大原动力之一,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的‘开明的’改革工地”[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65页。],君主专制制度是大革命开始的动力。

傅勒认为革命意识形态是大革命发展的动力,而“革命意识就是一种有关真实历史的无休止的观念哄抬”[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38页。],即革命话语、舆论。

 

傅勒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种政治文化的革命,语言、仪式与符号在其中发挥着改天换地的作用,“政权的表现形态就是行动的中心,符号的管道就是政治的绝对主宰。”[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73页。]傅勒等修正主义史学家,开启了用语言等文化因素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模式,为之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历史“ 文化转向” 或“ 语言学转向”奠定了基础。有新文化史“旗手”之誉的美国历史学家林·亨林深受傅勒大革命史观的影响,她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中提到:“傅勒的近作《思考法国大革命》成功地使我们注意到了‘政治’的重要性……但却没能更多的关注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哪些人参与了这些努力。”[ (美)林·亨特 著,汪珍珠 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论第23页。]林·亨特提倡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不仅要探究革命政治,还要考察革命政治的实践者。亨特在讨论革命政治的实践者时,又分别从大革命的社会情境、地理与社会分界线,以及革命政治文化在何处最好被接纳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美)林·亨特 著,汪珍珠 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导论26页。]林·亨特在继承了傅勒政治文化史观的基础上,对其又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和补充。

傅勒等修正主义史学家从政治文化领域研究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挑战,也对其产生了冲击。史学家对大革命的研究不在只注重其社会方面,也开始关注大革命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关注大革命中的主观能动性。

 

傅勒史学在中国史学界基本上处于被排斥和拒绝的地位,因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大革命史观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傅勒史学的研究,一直未能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但是傅勒史学,还是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