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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以来形成的文化环境及士人心理[文献格式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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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中国古代的历史比作一条河流,时间发展到明朝,这条河已经开始变得有些污秽而流速迟缓了。但作为一个新王朝的开始,总归还是有些新的气象。众所周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皇帝。很难想象,这样的知识储备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并且还治理的井然有序。确实,事实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朱元璋虽然从小只上了极短一段时间的私塾,便投身到放牛,出家讨生活的落魄生涯中。但在他参加红巾军之后,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在他成为一方将领之后,几乎每征服一个城池,他便礼请当地名儒做自己的老师,比如徽州的朱升,金华人叶仪、宋濂,浙江南田人刘基等等[ (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朱升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向他们虚心求教天下道理,甚至是治国良策。再加上他天赋极高,领悟又快,所以到他当上皇帝,他的学历水平,理论水平都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在吴晗的《朱元璋传》里记载:“在打下徽州时,老儒朱升告诉元璋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他第一巩固后方,第二发展生产,第三缩小目标,长远打算,对元璋后来的事业极有影响[  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这个例子说明朱元璋身边已经聚集了足够的智囊来教导他这个天分极高的学生了。再加上他南征北战的实践经验,到明朝建立的时候,他就基本可以胜任皇帝的工作了。这就是明朝开国以后文化环境的底色:它异常努力,但先天不足,内里透着自卑与狭隘。明初的文字狱就是生动的证明。

按照史料记载,明初“文字之祸”的时间大约是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到二十九年(1396年),前后共有十几年的时间。其中最为莫名其妙的一则就是当时声动朝野的“贺表案”。所谓贺表就是臣子向皇帝上疏以表示谢恩祝福的意思。明制规定,凡逢年过节及皇帝生日、皇家庆典或者官员向皇帝谢恩时,都要上贺表。然而,明初由于天下初定,科教文卫事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官吏队伍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所以一个官员如果想要上贺表,几乎都是让地方教官代写。这些教官往往都是当地名儒,他们写的贺表往往引经据典,辞藻华丽,却不想因此而罹祸。这些代书表笺的教官们则往往因为一字之误而招致杀身之祸。而其中所谓失误实在又是莫名其妙的附会。

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等野史笔记记述:浙江学府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有“作则垂宪”四字而被杀。原因是因为“则”字音近于“贼”。而太祖当年曾参加义军,自认即是做贼,故为大忌。

再者,福州府学训导林伯,为按察使撰《贺冬表》,因“仪则天下”被杀。

当时有翰林编修张某,以直言被黜为山西薄州学正,照例为庆贺撰表,表中有“天下有道”,又有“万寿无疆”之句,太祖阅之而识其名,因怒道:“此老还谤我!”盖以其中“疆”字作“强”字,“道”字音同于“盗”,合之而为“强盗”,即命逮送法司,曰:“汝更何说?”张某对曰:“天下有道乃孔子之格言,万寿无疆乃《诗经》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谓臣诽谤,不过如此”。[ (明)李贤:《古穰杂录摘抄》卷二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纵观历史,开国皇帝实行文字狱政策的不只是明朝,还有清朝,而且清朝的文字狱比之于明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客观上来看文字狱这件事,不仅是朱元璋个人品性的缺失导致这一悲剧,它也是一种政治手段。从它打击的对象上来看,文字狱很有可能是皇帝为了巩固自己专制统治,打击异己的一种工具。

不可否认的是,文字狱从侧面反映了朱元璋敏感自卑的心理,而经过明初文字狱洗礼的明朝知识分子心理也变得极其脆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知识分子们如履薄冰。

但国家还是要治理,秩序还是要维持。离开知识分子又是绝对不可能的。朱元璋一手打压知识分子,一手又利用知识分子。有明一代,一直坚持举行的经筵就是其利用知识分子的例证。所谓经筵,即于每年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的讲官是从翰林院中选出的优秀人员,他们享有极其尊贵的待遇,即使是皇帝在经筵进行的过程中也要保持凝神静听的状态,不可稍有不敬。而朝堂上重要的文官武将则都要去听课。讲官们也要尽心尽力的备好课,主要是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借鉴,但仍然归结到现实,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大明会典》卷五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这种复杂的程序乃是当时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儒家的知识分子地位被抬得极其高了。他们可以在这种制度中找到自身的价值,从而变得自信起来。这就使我们看到明初的知识分子是经历着怎样的一种心路历程。一方面,他们动辄触怒天颜,招来杀身之祸;另一方面,国家又依仗着他们及他们所学的知识来治理这个国家,给他们尊贵的地位。经过100多年的忍受与妥协,摸索与历练,明中晚期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他们独有的性格与心理。这种心理因为妥协而显得麻木不灵,因为煎熬而显得敏感脆弱,他们噤若寒蝉,明哲保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现了海瑞、李贽、阎尔梅这样独特知识分子的楷模,似乎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