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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尔梅古诗(浩然正气的消散)[文献格式网页]

资料分类文献格式网页 责任编辑:论文小助手更新时间: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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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诗人阎尔梅是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他是一位志气可嘉、胆略过人的诗人,他的诗在当时受到好评。他在1645年成为抗清名将史可法的私人幕僚,在他成为将军幕僚之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对抗清兵的战略,其中最坚定的立场是北上伐清,恢复中原。他向史可法建议进军山东、河北等地,以攻为守,收复失地。收复中原是所有南明忠君之士的心愿,也是史可法的心愿。但实际情况是史可法的部队在扬州驻扎,而他布置的沿黄河防线的高杰部队也被归降明将许定国给陷害了。高杰部队是长江以北所有队伍中最优秀的,如今却白白散去,令史可法大为痛心,他因此认为北伐无望,固守大本营才是最重要的。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提出北伐的战略。他试图说服史可法:希望能利用北方爱国士气,联接榆园军[  榆园军:明末清初之际山东的抗清农民起义,关于榆园军起源的资料记载在乾隆年间的《曹州府志》引自谢国桢:《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并由将军亲自开赴战场,成功便在眼前。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 (明)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阎尔梅的建议确实代表了一大部分南明忠义之士的态度,的确令人热血沸腾。他说如果南京政权一直采取被动的军事原则: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 (明)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页。]。他还认为北伐与不北伐即是忠君与不忠君的分界线:“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受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受,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 (明)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阎尔梅是善于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但史可法,手握重兵的人没有被他正义凛然的辞藻打动。事实上,再具有煽动性的辞藻也是无法打动史可法的,因为他知道北伐只会让南明军队伤亡更加惨重。他所要负责的不仅是儒家的道义,更是实实在在的国家边防和南明政权的安危。他不能冒险,以明朝的命作为赌注更是不可能的。

所以阎尔梅是令人感动的,但史可法才是让人安全的。作为一个诗人,他要实现他的忠义,他是可以理解的。在每一次的朝代更迭之际,总会涌现出这样一些豪杰义士,在国家危亡之际,舍生取义、宁死不屈。他们的行动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永远的光辉,但阎尔梅式的爱国情感注定是会落空的。到后来,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能看清这种局势。江南地区抗清诗人陈子龙在一首诗中写到:计拙存谋野,时危适豚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在这首诗中提到的韩康是东汉时期在长安买药的一个商人,因为从不讨价还价而出名,他的女儿抱怨他不会做生意,他却说:他的名声已经约束他不能再和别人讨价还价了,否则就是自毁名节。陈子龙此时已经感到危时计拙的困窘了,但由于自己背负抗清义士的名誉而无可选择,也便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而像钱谦益这样的文坛领袖则干脆入仕新朝。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同样是反清复明的诗人,其诗句已由猛烈激越的风格过渡到哀缓无奈的基调了。这也是明朝局势逐渐转变的反映。明清易代已在眼前了。